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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宋美娅:林密水深处

    2020-09-25

     

    宋美娅,高级编辑,原《中国妇女报》编委,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第四届、第五届理事,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。

    从事记者、编辑工作36年,主要从事与性别平等和妇女问题的新闻报道工作,主持和参与过关于女性多重角色冲突、妇女就业出路、如何应对家庭暴力、性别歧视、新时期婚恋观等诸多问题讨论,撰写了大量评论和新闻报道。曾任《农家女》杂志执行主编,对农村妇女做过多方面的调查和报道。曾主持并执行农村妇女自杀调查、农村妇女自杀未遂调查、农村家庭暴力调查等项目;曾担任反家暴网络“受暴妇女口述实录”分项目负责人;撰写并主编和参与主编《妇女受暴口述实录》《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》《女村官传奇》等著作。曾长期在妇女热线志愿服务。

    曾获“中国就业改革发展30年作出重要贡献个人奖”、第四届“老舍散文奖”第一名。


    每天下午四五点钟,我妈妈和继父下楼,散步、社交、打牛奶、买馒头,一般6点半到7点回来。20181030日这天,晚上8点多还没有回,夜幕已垂,在灶台窗口外蹦跳了一天的小麻雀,早已归巢,那一树的金色树叶藏在夜色里,摇曳着邻家的灯光。

    我换了鞋正要去找他们,门外有嘈杂声,一个箭步上前拉开门,我妈正立在眼前,两位女士扶着她,一边说着“慢点儿慢点儿”,一边蹭着墙挤进来。其中一位说“老人摔倒了”,我这才认出来是一位亲戚。她说:“去医院拍了片子,医生说问题不大,五节腰椎滑脱。”她把片子和膏药给我,交代完事项,拜拜了。

    可是我妈接下来的表现却不像问题不大,腰疼得厉害,动弹不得,111日晚上,呕吐,不吃饭,虚弱。112日一早,去医院,大夫说:“住院检查吧。”

    我妈妈离休前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,走到街上常有人打招呼。每天忙工作,走路脚下生风,白大褂衣袂飘飘;不善家务,年少时不识烟火。和继父在一起之后,她完全转换了人生风格,包揽了全部家务。摔着的时候,她左手提一包菜,右手拿着牛奶和馒头。一个小台阶没上去,黄昏暮色里,85岁的妈妈猝然倒地,她还听见“头咚地响了一声”。一位到旁边幼儿园接孩子的爸爸把她抱起来,扶到近前的椅子上坐下。孩子说:“奶奶,我把你的菜放这儿了。”

    平时我妈不住医院,心脏疼痛也不住,她悄悄对大夫说:“家里还有个老头儿呢!”这一回,不住院不行了。我原本是来探望他们,三五日就要回京,妈妈这一摔,也把我抛到了忙乱之中。

    住院的当天中午,护士拿来检查单:“下午拍CT,去后面那个楼。”单是让我妈从床上坐起来,挪到轮椅上,就是一件痛苦艰难的事,稍一动她就疼得直喊叫,扶着她的胳膊明显感到她在哆嗦,她额头一会儿就浸出一层汗。我又抱又扶,又拍又哄,总算把妈妈推到CT室门口。大门上有警示,“射线有害,灯亮勿入”。

    叫到妈妈的名字,我把她推到拍摄床边,几位穿白大褂的年轻大夫静静站着,看我独自把不能自主行动的妈妈弄到台子上,拍摄室大夫发指令:扣子解开,腿放平,“家属出去吧”;一会儿,“家属进来”,“让老太太侧着躺”。两回之后,妈妈再也做不到大夫要求的动作了,你一松手,她就瘫回去。医生催促:“家属别让病人动!”

    我有什么办法不让妈妈动?扶着她,拉着她,不松手,我不出去了,管它射线有害没害。

    拍摄室里有片刻的沉静,啪嗒,这一声特别响,我就这么扶着妈妈,完成了后来的几次拍摄。

    这个CT,是为手术做准备,是不是骨折,骨折在哪儿了,还要做核磁检查。

    那天回到病房,妈妈就出了状况,陷入半昏迷中,护士来量血压。“血压怎么这么低!”她刚走就过来两个护士,各拿一块表,测脉搏,测心跳。两个人嘀咕着:“心跳微弱,有时候没有。”再来两个,重新测,心电图仪器也推到了床前。负责妈妈的是年轻的张大夫,他来看了一下,果断地说:“请心内科会诊!”

    心内科大夫来了,一串医嘱下来:“上监护器,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。监护器一接上,一串绿色的数字闪烁。医生说:“房颤,心率190多了。”又嘱:“注射静脉针剂,把心率降下来。”护士们穿梭来往,不一会儿,妈妈身上插满了管子。

    夜里,护士来查房,看我在昏暗中守在妈妈跟前,说:“别担心,在医院呢。”这一晚,我半醒半睡。

    第二天,张大夫来看了一下妈妈的情况,说:“今天的核磁检查取消。”

    在这期间,还有另外一件要紧的事情,那就是妈妈焦急地对每个站在她床前的人说的:“我好些天都没有大便了。”114日凌晨5点,我就去护士站,请求给妈妈灌肠。接下来,我和妈妈与这件头等大事鏖战了两天,妈妈不顾医生不让下地的要求,几次去卫生间。一寸一寸地起身,疼得她发抖,汗浸湿了衣裳,半步半步地挪,数次经历挣扎、恐慌、苦痛,终于在第二天下午,解决了问题。

    刚出卫生间,妈妈暴发呕吐,势头凶猛,满身满地。我怕她滑倒,我全扛住她,呼叫护士站救助。已经多天很少进食的妈妈,这一下子身体彻底了。她虚弱地说:“我不行了。”预约在这天下午6点的核磁检查,再次取消。

    待我清洗完衣物回来,发现妈妈大口涌吐出咖啡色的不明液体,骨科紧急呼叫消化科来会诊。晚上8点来钟,给妈妈挂上输液瓶,药液舒缓地滴落,流走了时辰,一直输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。关了灯,我站在输液架前守候,宽大的玻璃窗映出外面点点璀璨的灯光,夜渐深沉,不远处有个高高的钟楼,大钟自带霓虹灯,远处的人也能看得清楚。

    早晨到来,妈妈终于可以去做核磁检查了。中午,张大夫推开病房的门,冲我招招手,我赶紧跑过去。“检查结果出来了,”他在电脑上指着片子说,“二节腰椎骨折,看,在这里。”

    治疗方案两个,张大夫介绍,一是微创手术,从腰椎注入骨水泥;二是保守治疗,回家躺100天。手术的好处是,减轻疼痛立竿见影,很快能下床。当然,任何手术都有风险,比如,骨水泥渗漏。

    针对我妈妈,更大的风险是她自身的条件,心脏血压都不稳,麻药能不能耐受,能不能按手术需要,清醒地在手术床上趴着坚持40分钟。

    “手术做不做,你们商量一下,”张大夫说,“尽快给个答复。”

    老人摔骨折,在我家这不是头一回。

    2012816日,我公公不当心往客厅的沙发上靠,沙发有轱辘,人一靠,沙发滑动了,老人摔在地上,我先生紧急从北京飞回去。那年我公公86岁,此前中风过一回,但他愣是恢复得可以生活自理。我婆婆去世了,老人独自生活,他的3个儿女,两个在国外,我先生在北京。平时,我先生请人每天早晚两次去看他,帮他做点儿简单的事情。请的人是我公公教研室的同事,亲切又可信任。

    老人胯部骨折,做了手术,把姐姐弟弟都叫回来,轮流照顾。10月上旬,我小叔子便选了一家养老院,签了合同,把我公公送进去了。我公公强烈反抗,坚决要求回家,态度坚决。护工说,王老爹脾气好大呀,要从这里(指阳台)跳下去。因为异地就医不好解决,我们也不能把他接北京来。儿女们假期一到,各自回去,可怜的老爸,空悲切,没人接他,回不了家啊。

    在风烛残年的时候,老爸离开了家,离开了他熟悉的人、熟悉的小路小草,到一个陌生的环境,周围全是陌生的人,他要警觉地提防走近他身边的人,又不得不依靠他人的帮助。因为饭菜太差,我先生每月另外给护理工300元钱,拜托她给老人炖些排骨买点儿熟肉,谁知道能吃到老爸肚里多少呢?

    这可辛苦了我先生,每个月都回去,周五夜车走,周一早晨回。养老院不尽职责,多次对老人造成伤害,我先生老给养老院提意见,弄不好就吵架:交的是特级护理的钱,老人身边怎么经常没有人?后来公公在养老院的房间里又摔倒,又骨折,养老院趁机解除合同,不再接收老爸。

    相比较,我继父就幸福多了。2008127日下午,继父在人行道上被一个追逐打闹的孩子从身后撞上摔倒,比我公公摔得要严重得多,大腿骨折,做手术,打钢钉。但是有我妈妈呀,精心护理,吃得好,照顾得好,营养充足,啥事不管,一心安享,现在快90岁了仍能推着助行器每天去散步,骑上三轮车看不出来哪儿有毛病。

    我公公手术之后,我在医院里照顾了他一个星期。从那时候分手,到第二年春节再见到他,公公完全变了样。住院的时候,他双目炯炯有神,声音洪亮,一顿吃一小碗红烧肉,医生说他的心脏只有60岁,一个小刀口根本不在话下。每天见我一溜儿小风儿走进病房,知道我的包里有好吃的,高兴得满面笑容,朗朗笑语。春节再见到他,木然、呆痴、萎缩、枯黄,看到我没有什么表情。镜头切换得太快,让我好惊诧。

    如今,公公用上了胃管,不大认人,也不会说话了。而继父还写诗赋词,胃口好得很。

    照顾得好不好,就有这么大的差别,直接决定了老人的生命质量。19911216日通过的《联合国老年人原则》,将“照顾”列为六大原则之一。在世界卫生组织所列举的关于老龄化和生命历程10个事实中,“长期护理日趋重要”位居第六位。

    我妈妈这一摔,又一个长期护理陡然降临。我犹如站在断崖边,风凌乱地刮着,不知道该往哪儿迈步。长期护理是一副沉重的担子,是一道难爬的陡坡,在当下,这担子基本是由家庭和子女承担。

    我妈妈住院的第三天,她原单位的院长、副院长一行4人,从县里到省城来看望。妈妈右手拉着院长,左手拉着副院长,不由微微抖动,病了几天的脸上现出红光。院长对她说:“你现在是咱县卫生系统唯一的离休干部。”妈妈说:“黄军装我穿过,绿军装我也穿过,当年在边区医疗队,解放后去上医科学校,美国人办的学校。”院长说:“就凭你是南下来的,就知道你是真正的离休干部。”

    即便是离休,也是退出了社会舞台,领导来看看,表示了关心,其他所有具体的事情都是你自己的。护士看我日日夜夜守着我妈妈,几次问我:“怎么家属就你一个人?”推开门问要不要帮忙的,是找活儿的护工,递个名片,上面有收费价格。尚没有哪个组织机构可以在这个时候给予支持。

    201861日,我先生办理退休手续,提前买好了66日回家的票,他所承担的国家研究项目,都不再继续任职,老爸那儿离不开人了。

    中国人提倡孝道,重视孝道,可不只是道德上的锦花。“养儿养女防备老”,这句古话传承至今,孝有重要的社会承载功能,养老却是儿女们实实在在的担当。一代接一代的老人,一排跟着一排从社会舞台退下,此后一路老去,渐渐失能失智,越来越感艰险,那一路的林密水深,就指望着子女了。

    话说当今人均寿命延长,需要长期照顾的老年人越来越多,“孝”足以应对老龄化的到来吗?

    我妈妈这两年明显见老,走路脚都快抬不起来了,继父从2009年就靠助行器走路,平时主要是我妈照顾。别人劝他们找个小时工或保姆,他们至今没有找。我妈说出来的理由是:没有多少事儿,还能对付。实际上,两个原因,一个是钱,另一个是难找到合适的人。

    就我妈所在的城市,一个住家保姆,月工资三四千元,加上各种消费,一个月四五千元那是要有的。我妈一个离休干部,工资顶不上一个保姆,他们自然就凑合了。

    还有,老人不具备管理保姆的能力了,他们惧怕家里来个陌生人。妈说:“杜老师刚取回来的工资不见了,问问保姆,保姆还把她训一顿。生气,不几天就死了;韩老师戒指放那儿,找不着了,家里就她和保姆两个人,还不敢问;李老师包半天饺子,吃不了几个,保姆还把破的给她,自己吃好的。

    老人们自然而然就把子女当成依靠。我妈他们院的老人们还有一套说辞:大学的王教授和蹬板车的李大爷都病了,王教授的儿女都在国外,床前冷清。李大爷的子女都在身边,甚至还有下岗的,正好有时间,今天这个来,明天那个来,两个人谁幸福?老人们一致认为,李大爷比王教授幸福。继而他们说,孩子本事大了有啥用,该用人的时候一个抓不着。再继而,他们把抓不着的子女归为“不实惠”,徒有一个好名声。

    实惠不实惠,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使唤上。在病房,每天晚上我都端一大盆热水,给妈妈全身擦洗,帮助她改善血液循环,抱着她的脚反复按摩。这个时候,我妈总要说:“多少钱能买来这样的服务?”必定再加上一句“不一样!”那个样字拖长音来强调。体会到老人深怀对失能后不能把控自己的恐惧,体会到他们对衰老的无奈和惊慌,他们想把儿女抓在手边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    可是,儿女们各有各的难处。我的同学和同事们,退休前有的计划干这,有的计划干那,欢欣地认为终于要为自己而生活了,可是,但凡父母一病倒,什么计划都搁置。前天,一个初中同学打电话问:“忙啥呢?”我说:“我妈摔着了,伺候老人呢。”他声音秒转滞重,说“同病相怜哪”,然后,自我鼓励似的说“熬吧”。有的朋友自嘲:“怕是熬不过父母。”

    一个“孝”字,已经载不动父母晚年的倾塌。那么,照顾老人是家庭问题还是社会问题,是子女的责任还是社会的责任?

    瑞典是北欧一个小国,我去过几次,在那里,没有“孝顺”这个概念,或许他们的语言里就没有相应的词汇,但他们一样非常重视家庭,家人之间就是爱,平等而温暖的爱。老人没有让儿女床前尽孝的观念,也没有支配子女的习惯。我女儿的一位朋友,他的姥姥有两个女儿,但政府照样派社区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为老人服务。

    看过一份国外的文献:不久之前,在大多数国家,老年人的照顾责任仍被天经地义地认为是家庭的责任,但随着人口老化的加速、家庭结构的变迁、妇女就业率上升等原因,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失能老人照顾责任的争论,日趋激烈,使得照护问题在许多国家,从私人领域日渐进入了公众领域,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。

   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,到2050年,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老年失能人口将增加4倍左右,如此庞大的老年失能人群,无疑将极大考验各个发展中国家长期护理体系的承受能力。